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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标签:社会追踪 发布日期:2014年12月22日 [我要评论]

  2012年7月,天津废旧塑料货场,世界范围内的废旧塑料越洋而来,最终在中国完成最后的回收处理。摄影师王久良拍摄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,讲述国外废塑料进到中国后被以粗放方式处理。

  “洋塑料”垃圾让部分河流重度污染

  曾因《垃圾围城》系列纪录片引发关注的摄影师王久良,历时三年又出新作《塑料王国》。记者获悉,该纪录片披露了各国废旧塑料进口到中国后,被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回收处理,继而引发了部分地方环境严重污染的现实。

  近日,《塑料王国》26分钟剪辑版向媒体公开,片中导演的镜头从美国东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发,跟随洋废塑料穿越大洋,走过海关,进入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,被挑拣、分解、处理、造粒再利用。

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  王久良表示,该片拍摄持续三年,他走访了华北、华东、华南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洋塑料的基地,对整个产业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都有深入接触。《塑料王国》正式版本将近90分钟,目前仍在后期剪辑中,明年将制作完成。王久良说希望向中国输出洋垃圾的国家能看到这部作品。

  “从南到北全国十几处回收中心”

  记者:你之前拍过纪录片《垃圾围城》,为什么又拍这部关于废旧塑料处理的纪录片?

  王久良:借助《垃圾围城》,我有机会去国外交流,特别是在美国参观时,发现他们有大量的生活垃圾经过筛检后,第一时间送到了中国,当时我真的很纳闷,怎么会这个样子?难道是中国有更先进的回收技术吗?

  从那之后,也就是2011年5月后,我开始做进一步的调研,去了河北、广东的一些地方,我看到,在中国乡村里的垃圾场,塑料上印着那么多国的文字、语言,这是世界垃圾场,这种场景给我极大的震撼。

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  记者:为什么起《塑料王国》这个名字?

  王久良:塑料在英文里的另一个意思是“廉价的”,它更深的含义是外表的繁荣、实质的脆弱。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世界成就的同时,把自己的家乡变成这个样子,这种发展其实是很廉价、很脆弱的,取这名字也是为了陈述这个主题。

  记者:你去了哪些地方?片子中具体指出这些废塑料集散地的名称吗?

  王久良:片子里面没有,我的考虑是,这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事,在我国从东北到华北,从华东到华南,甚至在内陆地区,都存在这样的地方,这个量真的非常大。这还仅仅是塑料垃圾。

  事实上,洋垃圾处理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,整个中国称得上成规模的废塑料处理中心,而且是专门针对洋垃圾的大概就有十几处,河北有,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甚至天津都有。

  “拍片常遇地方政府阻挠,甚至被抓”

  记者:据你观察,洋废塑料处理过程是怎样的?

  王久良:首先要分拣。分类很复杂,大家从片子可以看到,常年做这个生意的人形成了很完善的识别方式,点火、甩地上听声音,招数很多的。

  仔细分拣后,就是粉碎,但无论是干粉还是湿粉,都需要大量的水,我曾经计算过,有的地方的工厂一小时抽50吨地下水,而那个地方有2000家工厂,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,这些污水在没有管道的地方就直接排到环境中,自然渗透到地下去了。

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  然后是造粒,就是把塑料溶化,在很简陋的机器里拉成细条,这是最终回收的产品,重新参与新的生产。

  记者:谁会用这些产品?

  王久良:我拍摄到的中国一家非常大的玩具代加工工厂,用的原料就是来自洋废塑料制成的废旧颗粒,它们仓库里的各种玩具,没有一件留在中国,全部出口。

  按照2011年到2013年的海关数据,每年进口废旧塑料的数量是800多万,这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据。从我拍到的很多垃圾场看根本不止这些,而且很多按照限制进口条例是不应该进来的,比如医疗垃圾等。

  记者: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是否受到阻力?

  王久良:拍《塑料王国》时,网上的信息很少,只能自己去实地看。很多时候,没有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,像是讨人厌的苍蝇一样,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工作。

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  我经常被地方政府阻挠,甚至也被抓过,但真正的阻碍力量,真正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,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,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伤害,但你发现,阻碍你的,不仅仅是官方阻力,还有地痞流氓,而是任何一个当地的人,他们变成一伙,捍卫自己的利益,这个骨子里的愚昧让我触动非常大。

  虽然拍纪录片需要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,本以为可以建立起很好的情感,但我无法建立起来,说实话我不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,跟他们在一起很痛苦。

  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”

  记者:生产过程是否会带来伤害?

  王久良:对于分拣工人来说,因为废旧塑料里有很多其他的东西,他们所处的环境真的气味很难闻,影片里有人描述常年闻着都麻木了,闻不出味道了。但更主要的还是危险,垃圾有很多有毒有害甚至腐蚀性的危险品,有个老太太不懂外文,打开一个塑料瓶,其实里面是氢氟酸,结果把关节都烧坏了。有的人抖塑料布,抖了半小时,整个手都脱了一层皮。对于分拣工人来说,碰到有毒腐蚀的东西是经常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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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水洗来说,还对整个产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。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,几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,水草都不生了,更别说鱼了,当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浇灌农业,曾经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,结果玉米全死了。

  其次是地下水,像河北、山东的废塑料产业中心,人们从十几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,不管有钱没钱,全都自己买水喝。

  最后还有空气污染,焚烧废塑料产生巨量的废气,影响了整个区域。有一个采访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说,我都不敢要孩子,孩子都是在干这活以前要的。我去过几个大型塑料产业基地,当地人都说,我们这儿的癌症挂号是整个地区里出了名的。我曾经问一个阿姨,这边生病的人多不多,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谁家生病了,而是谁家没人生病。

摄影师拍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 曝玩具代工厂使用洋垃圾出口成品

  整个产业区域的人都受到了伤害,但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,有钱的老板把工厂放在这儿,房子搬到城里去,孩子不在这儿上学,但没钱的产业工人、当地居民、农民就只能在那儿待着,走不动。

  “政府取缔仅仅是重新洗牌”

  记者:我们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报道了河北文安作为废塑料北方集散地,被政府取缔废塑料回收产业的情况,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,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废塑料回收产业?

  王久良:文安被取缔时,我也去考察过。应该说,文安取缔得非常干净,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,产生一个大的效果就是,这个产业四处扩散,在保定、邢台,包括就近的雄县等,都壮大起来。而且,据我近期的观察,文安那边的产量还是很大。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取缔的措施,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,但产业依然大量存在。

  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打着所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牌子,但事实上依然是家庭作坊居多,而即使是一些大的产业园区,也依然是相对落后的产业方式。这事的核心,并不在于你的园区多大,而是你的作业方式、整个区域的配套措施决定的。

  记者:问题如何解决?

  王久良:问题的解决不像《垃圾围城》时那么简单,因为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,太多的人,甚至底层的劳动人民。像文安那样一刀切的做法,可能性非常小,你砍掉一个地方不代表能砍掉整个塑料中国。我不是不支持塑料回收,我不支持的是目前这种作业方式和它产生的危害。

  因为是洋垃圾,所以我这次把关注点放在国外,我希望用我的作品去影响垃圾输出国,能从源头上去推动问题解决。

  塑料垃圾的跨国之战

 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,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庞大的进口垃圾,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?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?

  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——《塑料王国》,揭开了关于进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,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,掀起一场争论。

 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进口国。

  一个概念需要厘清——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圾,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。

  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——从生活垃圾中去分拣和清洗塑料垃圾,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,更需要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。

  问题随之而来。

  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,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拣和清洗了吗?如果没有,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。那么,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?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?

  经过28个月的跟踪拍摄,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实场景,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,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——《塑料王国》。

  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,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,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,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,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。接下来,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,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,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。这些村庄里,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。

  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,更是一个关于贫穷、人性、逐利、价值观的故事。

  塑料引爆话题

  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,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打响。

  通常的观点认为,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不能否认,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撑,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。

  但是,在与垃圾打过7年交道后,王久良坚持认为,“垃圾等于资源”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,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。“至少从目前看,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,使得中国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。”

  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,王久良开始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,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,遍寻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,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,用最直观的图景震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。

  这次为期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,王久良推出均以《垃圾围城》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,这4个字也一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,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注批示。随后,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,用5到7年时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,并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。

  经此一“役”,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,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,已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。

  即将进入2015年的时候,王久良再度发声,用一部暌违3年的纪录片新作《塑料王国》,撕下了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、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,暴露出最为不堪的一面。

  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,2013年,我国进口废旧塑料垃圾总量为800多万吨。王久良所记录的,正是这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加工场景。

  《塑料王国》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,选在北京东二环边的银河SOHO大楼。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,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感。

  但是,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,银河SOHO的未来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。当天,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,成为《塑料王国》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。

  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,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。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,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,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。这些垃圾的“原产地”,多是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。在镜头里,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,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。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,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,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。

  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,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。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、浓烟、污染水的画面,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,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,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。

  “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,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?”几乎每一位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人,都会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  无疑,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。

  巨响过后,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。

  战绩与现实

 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,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,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
  疑问就此产生——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?

  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利益驱动”。

  “过去,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。后来,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,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。现在,一切都颠倒了,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。”在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放映前,王久良告诉记者,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。

  不过,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,便立刻招致资源再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。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泽甚至私信王久良,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。

  2015年1月2日,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示:“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,但在绿篱行动以后,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。”

  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,是国家海关总署于2013年2月启动的一次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,旨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、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。

  “过去,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。在绿篱行动中,几乎箱箱检查,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。”于泽拿出一份新闻报道,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,其中,仅在黄埔海关、烟台海关、宁波海关、黄岛海关、威海海关、青岛海关、梧州海关、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,便共计查办涉案废塑料3万多吨。

  “王久良的拍摄期,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。”走访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,对国家的专项打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。

  “你信吗?”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,王久良这样反问。“确实有段时间,拉垃圾的车少了。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,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,最后总有办法通关提走。”

  事实上,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料,本身就界限模糊。

  在于泽看来,国家的规定很明确。以废旧矿泉水瓶(PET)为例,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,才能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。

  然而,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。

  2011年,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。参观结束后,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:“你看,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。”

  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,都是生活垃圾。经过人工初步分拣,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。正是这些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,被中国的商人买走。

  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,让王久良产生疑问——令美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,到底又会如何处理?

  经过1年的调研,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,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。

  2012年5月31日,《塑料王国》正式开机。整个拍摄持续了28个月,直到2014年9月结束。

  “最初3个月,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,进入不了实质性的拍摄。这样算来,大部分的拍摄素材,正好是绿篱行动期间。”王久良直言,“我不用看数据,也不用听有过什么行动,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,足以说明一切。”

  放错位置的资源?

  毫无疑问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,似乎触动了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“奶酪”。

  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,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。

 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的文章中,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,“塑料被认为是无毒的”,“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,而是发展和责任考虑”。

  与此同时,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的过程,也被用来证明《塑料王国》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为个案。

  对此,王久良直接反驳——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问题上,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。如果为的是利润,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,为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“买单”?如果是为了社会责任,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,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?

  在王久良看来,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,都是负增值产业。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,需要付出的成本,至少也要101元。否则,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,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,更解释不通为什么《塑料王国》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。

  事实上,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。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说法,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。

  “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,要回收是一定的。但是,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,企业不好做的。”从事废旧塑料回收5年的安伟(化名)说。

  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,来自国内某废塑料回收集中县。两年前,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废塑料分拣、造粒产业,进行了“壮士断腕,涅槃重生”式的自我革命。公开的报道中,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,淘汰小作坊,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。

  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,也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。“就拿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,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10元以上。现在,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,每吨污水只向企业收取6元。”但是,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理成本,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。

  其实,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,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,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。依据王久良的调查,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,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%,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。

  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,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。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,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,黑色烟尘弥漫。

  “理论上,焚烧可以用来发电,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资,谁投?”安伟说。

  填埋呢?科学研究已经证明,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,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。

  无论如何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已经搅动了一个行业。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,都来自长达3年的调查。“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?说是统一处理,可管道都没铺通,这些我都拍到了呀。”

  可惜,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。周开庆在自己的文章最后,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:一家企业有问题,少数人有问题,不能推而广之。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,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。

  周开庆这样说:“我们坦然处之吧。”

  然而,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?

  理想主义者的坚持

  2014年的最后一天,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。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,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他筹划着要在纽约、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《塑料王国》,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,最终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。

  正是在伯克利,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“塑料王国”。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,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应说:“现在我们看到了,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。”

  王久良意识到,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,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。

  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很多观众意识到,垃圾并不会自己消失。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,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上其它国家。“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,我在国外使劲,大家做各自擅长的。”无论如何,王久良下定了决心,“即使是冰山,也要撬动它”。

  或许,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。

  2008年,王久良发现了垃圾,从此,垃圾也黏上了他。但是,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战争。从始至终,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——消费主义时代里,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?

  几年前,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,他用着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。今年,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,惊讶地发现,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,他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。

  王久良不过度消费,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基本的层面。与垃圾打了6年交道,电脑里全是垃圾的素材,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,在他眼里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。

  “我很想做一个展览,就叫《超级市场》,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,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,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,让垃圾填满货架。”王久良希望,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,检视自己的消费,而不仅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,环境如何变得糟糕。

 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,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,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。这多少有点唐·吉诃德的意味。

  小时候,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。“那先生说我,一生‘骑着墙头当马匹,拿着秫秸当杆枪’。”现在,相机和摄像机就是王久良的“武器”。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,与算命先生所言的“墙头”和“秫秸”无异。在这位38岁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,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。“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,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。”

  王久良没有想到,自己从《垃圾围城》开始,竟然与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。

  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,并未完成。看上去,他与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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